古诗是现代诗的救星

中国的所谓“现代诗”，在实际上已经完了，没救了。有的人还在强撑着写诗，还在以诗人自命、自赏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无非是以死马作活马罢了。如果一定要救，我看有一个办法——大家都回头来写“古诗”，来一场“古诗热”。

自“五四”开始，途径“30年代”、“延安时期”、“新中国时期”、“文革时期”、“新时期”，中国的“自由诗”虽有所谓的“红火阶段”，但在实际上始终没有真正成过气候。一大半诗人只是在“诗圈子”里自娱或互娱。社会上果真看重、果真推崇的很少。胡适的“白话诗”，郭沫若的代表作《凤凰涅）》或以《女神》为题的诗集，再后来有名气的徐志摩所推出的西化诗，说开来只是在文人的小圈子里有玩味价值，在文学史上有符号价值，压根儿就没造成不胫而走、不翼而飞的局面。倒是以中国民歌为基础的“延安诗”，有了一点“民意亢奋”。随即，这些诗人大都模仿苏联式的“楼梯诗”去了。热闹了一阵，总是照着“楼梯步”学样，一味学唱很模式的“革命进行曲”，单是那种模拟习惯本身，就预示着注定日益陷于疲倦，打哈欠。

当年的“西化诗”也好，后来的“苏化诗”也好，仅有两条原因就可以推测其不会长久。一，他们大多是从外国人的意识、情趣中引进的，横向移植的，文人本身可为此亢奋，广大的中国人却未必买帐；二，他们大多游离或叛离中国的“国语个性”，对中国诗的基本语言品格（如广义的格律、韵脚之类）都大大不敬。中国诗既不尊重中国人的情感习惯，又不理会中国诗的语言习惯，安得久乎！

半个世纪中，怒我直言，诗坛确实产生广博、强力轰动的，比来比去只有两家：一家是毛泽东诗词；一家是《天安门诗抄》。若论占有读者量之大，余下的诗人和诗作都不可同日而语。

近20多年的“自由诗”如一度出名的“朦胧诗”、“现代诗”“先锋诗”之类，当初之所以给社会造成一点亢奋，概源于“洋亢奋”。在外国人的洋心思、洋趣味、洋语式面前，中国人颇好奇，颇猎奇，如同土里土气多年的中国人顿时开了洋眼，好像发现了洋宝贝。一时间，凡是有洋趣、洋味、洋心思的诗都不乏仿制者，抢购者，围观者。

奈何这样的兴奋期很短暂，人们对真正的洋人和学样式的假洋鬼子都看惯了，也看倦了，尤其是对只会玩“洋作态”的人（包括诗人）更为生厌。

这样的“诗”，注定会走向寿终正寝。

现在要救诗，我看在许多办法中，不妨先推选一个权宜之计、救急之法：大家（特别是诗人）都先让“自由诗”、“现代诗”休息休息，都起劲地回归到写古诗的热潮中去。

我这里说的“古诗”，取其广义。如能很严格地讲求格律、平仄、韵脚，当然更好；如功力不够，做不到，可以泛泛地讲求一点大节奏、大体押韵，使之大体上看之像诗、闻之像诗。古人为了要初学者便于记下“十三韵”，还用一句俗语、十三个字作为“通俗记忆法”：“俏丫头扭捏出门来东西南北坐”，不妨参考。

深层地学古诗，不只是求其形式，更要体味古诗的三大精神品格：一，其情感习惯、思维习惯很符合中国优秀的精神传统；二，趋于对大事（世事、政事、民事、时事）的意义追寻，轻于对淡事、琐事、俗事的玩味；二，对文墨文采的崇尚，不能把任何专会玩童言、痴语、疯话的人统统晋升为诗人。